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2期 作者：刘须宽

内容提要：制度是不同意识形态主张的分水岭，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阶段制度竞争所引发的新巨变。理解与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从意识形态立场、文化批判视野揭示变局并把握主动，以意识形态建构助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必须认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本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转变，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与“东方文明”崛起的切换，是“美国优先”与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博弈的升级，是世界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态势的确立；是中国集体主义对于西方“个人主义”比较优势的彰显。我们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认清国家安全形势，不断提高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

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东方文明/集体主义

作者简介：刘须宽，中国社会科beat365手机中文官方网站大学马克思主义beat365手机中文官方网站副教授，中国社会科beat365手机中文官方网站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意识形态与社会思潮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国际格局与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事实判断、战略判断，也是针对国际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理论判断。我们应深刻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本质，确保对两个大局的正确理解，实现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②在这个进步和退步两种可能并存的关键历史时段，内蕴于其中的两种道路、两种制度的斗争，必然会引发意识形态争论的漩涡，影响国际格局走势与全球稳定，思想斗争容易放大、叠加风险，也会带来机遇，我们必须绷紧意识形态这根弦。特别是中国正处在“大而不强、将强未强、大而未壮”的重要历史关头，正在遭遇日趋激烈的中西制度博弈、经历“西风东进”与“东风西进”的文明碰撞。必须从意识形态立场、思想指导原则、文化批判视野出发，在全部意识形态场域中做好在较长时期内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应对各种综合危机叠加的工作准备，做好遭遇被孤立情况下意识形态突围的准备。

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霸权主导下“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转变

“百年未有”中的“百年”既是实数，以100年为一个时间段，从1917年到2017年，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到当今世界上第一个站稳并不断走向强大、逐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百年未有的；也是“几百年”的概数，以“百年”视野来研判国际格局变化与全球力量对比的分化组合，是极其重要的战略审视。伴随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国别史向世界史发生实质性转变。17世纪，少数几个欧洲国家以所谓平等主权的方式建立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开启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与海外殖民掠夺的海盗崛起模式，确立了欧洲在世界的中心地位；19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美国主导的能源管控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逐步确立了“黄金—石油—美元”相互捆绑的世界货币结算体系，并最终摆脱金本位制，造就了美元的世界霸主地位，世界经济中心从欧洲向美洲转移，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早期世界史意义上的全球化主要体现为少数国家操控的“单极模式”。当下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在国际力量对比的革命性变化推动下，由单极向多极、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的位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的深刻调整。

第一，反潮流而动的“逆全球化”是美国极力维护“单边主义”的“再全球化”的妄想。“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战略实质是继续确保甚至扩大美国对世界的掌控能力、盘剥能力、获取超额利润的垄断能力，美国频繁“退群”不是要甩开世界，而是要回炉再造一个可以掌控的世界秩序体系，是一种“再全球化”的设想。

“美国优先”战略不仅主张在国家间的交往中确保美国第一位的获利优先权，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美国试图确保其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的惯有地位，重新制定美国主导的霸权规则，以此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收取“二次入场费”。近几年，美国已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伊核协议、《中导条约》、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卫生组织等。美国消极对待“七国集团”，却又邀请俄罗斯、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成立“11国集团”；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却又积极推进“印太战略”，企图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对中国形成更大范围的“辖制”。“建新群”与“退旧群”的标准就是确保“美国的单边利益”，美国的诸多行径一再表明，可以随意牺牲其他国家利益、侵犯其他国家主权、破坏多边国际规则，以美国国内法为依据单边启动针对他国的贸易调查、大幅提高关税、设置贸易壁垒、挑起对华贸易摩擦、主张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频频退出和消极抵制既有的多边国际机制。如利用《美国海外反腐败法》吃掉法国的阿尔斯通公司、利用美国的《出口管制条例》逮捕中国华为公司高管、公然出台“涉疆”“涉港”“涉台”法案、违反WTO规则发动贸易战、动议微软强行收购中国“抖音”的海外市场，把单边主义行为展示到极致，无视既存的国际组织、国际秩序和治理框架，以所谓的“长臂管辖权”随意践踏国际规则，肆意采取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行为，只顾实现自身狭隘利益诉求③。“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所作出的一次最新尝试，甚至可以说有不少措施都是为中国‘量身定制’。”④

第二，多边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代表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说，“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⑤，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则是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生产关系强加于其他国家，这是单边主义的典型做派。资产阶级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不管是在全球开拓市场以攫取原料，还是收缩海外市场以化解本土产业空心化，其一贯的手段和原则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⑥，发达国家共同维护的自由和市场原则，就是“一个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思想、标准和原则统治着的世界”⑦。

过去的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胜利，是少数资本主义大国的胜利，现在的经济全球化，必须体现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旧的一家独大、一国称霸、单边主义的世界秩序，正在被多元世界主体、多极化格局、多边主义和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所替换，过去那种“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的做法必须为平等、公正、共赢的多边主义原则所取代。在对外交往中，“多边主义”是国家主体之间遵行平等原则而建立的共同规则。在应对全球性问题方面，很多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气候问题、核扩散问题、海洋保护问题，不是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只顾本国利益，奉行单边主义，是无法应对像新冠肺炎疫情这种非传统安全事件的。多边主义是全球的主导呼声，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石，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国际格局多极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会对西方主要经济体长期把持的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产生深刻的冲击并提出调整需求，守成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将发生革命性变化，助推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加速终结西方极少数国家一家独大的全球治理体系，为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体系带来战略机遇，并将促成形成全球更加公平、公正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格局。

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没落与“东方文明”崛起的切换

“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人类文明的发展总要顺势而为，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文明优越论本身就是文明发展的悖论。人类需要在文明的多样性中谋求共识，高度契合人类发展理念、怀有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的大爱思想、经过马克思主义改造的东方文明有望成为世界主导文明形式。

第一，崇尚丛林法则的西方文明已经不能适应当今世界发展需要。“在历史中起作用的各种意识形态领域有独立的历史发展”⑧，西方文明、西方文化作为世界性意识形态场域的主导力量，深刻影响世界几百年，来自西方文明的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件，以“普世价值”的意识形态主张不断向世界各国渗透。西方资产阶级以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自居，把自我美化为全人类的代言人，把他们的价值主张升华为极端化的人类共识：谁反对这些共识，谁就是反对全人类、反文明的代表。19世纪90年代前后，李鸿章讲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西方文明世界化的过程。随着西方船舶制造与英国对印度等国家海外殖民统治的拓展，中国的主要外部威胁发生重大变化，从西北转向东南沿海、从游牧民族侵扰变成驰骋海洋的西方强国的霸凌，工业文明冲击着古老的农业文明，加剧被殖民困境，致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在依托于西方文明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这种攻势下，大多数落后国家，乃至社会主义国家被迫把自己的文明与文化丑化或束之高阁，被动接受资产阶级的观念，甚至毫无批判地吸收资产阶级的观念来“更新”自己的文明与文化体系，最终变成失去文化根性的精神迷失者、“颜色革命”的受害者与亡党亡国的流浪者。资本是按照自己的嗜血本性建立秩序与规则，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始终是以资本为先锋队，资本主义在对外扩张中总是依靠不平等原则来获利，这种唯我独尊的霸权必然会带来文化霸权、文明同化与单向度精神钳制，对抗文化平等、抹去文化多元。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正如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所说：“实际上，只有在气势上压倒这个制度，才能开始抵制。”⑨

人类要走出丛林法则，必须依靠比资本主义更有竞争力的制度文明，走出西方单一文明模式，倡导多元文明交融互鉴，彰显社会主义制度文化的优越性，挖掘中华5000年文明的时代价值。在这个意义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西方文明宰制世界的终结、多元文明的兴起，特别是“东方文明”以其对未来世界的深邃洞见为人类的发展指明新路径。今天我们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蕴含着中国在落后于西方几百年之后迎来可能强盛于西方的新机遇。

第二，中国用事实宣告“历史终结论”的破产、西方中心主义指导世界发展的失效、西方制度模式的破产。这场文明切换的大变局之“变”具有深刻性、革命性与全局性，体现世界的多极化、治理的民主化、利益的广泛化特征，从而表明两种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既斗争又合作的大博弈必然是“大变局”的主要内容，东西方文明之间的较量将常态化。西方痴迷于把自己的主张高度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把自己的制度神圣化，而把非西方文明“妖魔化”，把非资本主义制度“邪恶化”。美国人的“历史终结论”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必将失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胜出。

事实上，具有包容性的文明必然会取代唯我独尊的文明模式，世界文明的百花园应该是多样而富有色彩的，今日世界已经不能按西方一种文明模式和制度范本演进，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⑩西方文明内含着从物竞天择的自然进化论延伸出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丛林法则与零和博弈来确立国家间交往的基本模式，以扩张和掠夺作为壮大自己的主要手段。英国抗疫中的“自然选择论”、美国疫情“钟爱非洲裔”，本质上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性的充分暴露。

流行于西方世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19世纪伴随着全球化成为世界主体意识形态，是西方“自由主义”“自由掠夺”、殖民扩张的基本理论支撑。西方现代文明伴随着掠夺原罪、海盗文化而发展起来，这种文明深陷“修昔底德陷阱”而不能自拔，主张金钱至上、资本第一、拳头开道、漠视生命，天然就带着文明偏见和文明歧视。正如习近平所说：“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11)西方中心主义无法引领世界走向美好未来，这样的文明必将终结，西方霸权的终结也必然伴随着西方文化的衰落。作为“霸权梦”的“美国梦”也终将过时，而“中国梦”则是与“世界梦”相通，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无意取代守成的经济体。西方文明主张历史终结式的“一统天下”，东方文明则推崇不同文明能够各美其美“和而不同”，主张“好战必亡”是中华文明深刻思想的印证，致力于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是中华文明中“义利观”的实际应用。合作共赢是人间正道，唯我独尊、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狭隘思想只能给命运紧紧相连的人类带来灾难。国际意识形态必须重新洗牌，终结“文明霸权”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关键(12)，文明冲突必然让位于文明和谐。经由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的东方文明的兴盛带有必然性，吸纳中华5000年文明精华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有能力逐步成为多样文明化与多元文明的领跑者，将中华文明的丝线编织到着眼于世界美好未来的全球共识之中。

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美国优先与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博弈的升级

美国为限制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在意识形态上构陷、在战略上围堵、在规则上钳制、在发展上迟滞、在形象上丑化、在贸易上脱钩、在技术上掣肘，无所不用其极。即便如此，中国依旧保持足够的克制，始终主张中美关系是世界发展的“压舱石”“稳定器”“平衡力”，中美和则世界兴、中美斗则世界乱，和则两利、斗则双输，但还是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做好出现最大变数的准备。

第一，中美关系是影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走向的核心变量，美国政要的美国优先主张与其一贯的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划定敌友的标准相一致。他们自诩美国生活在民主的“自由世界”，中国则属于具有“修正主义”特征的“威权主义”政体，两国“意识形态相异”，美国前特朗普政府把中美竞争界定为“赞成专制体制者与赞成自由社会者”之间的政治竞争。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放大中美意识形态差异，提出“不能以正常的国家来对待中国”，主张对中国实施“不信任并核查”策略，鼓动“自由世界”以“有创意和果断的”方式、“建立一个理念相近的国家的新联盟”联手对抗“共产党中国”，引导中方行为变化(13)。“今天针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员，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大型反共产主义联盟，其主要敌人是中国及其他一些未接受华盛顿共识的国家。”(14)中国一直秉承善意和诚意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这对于世界稳定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始终本着求同存异、淡化意识形态原则与西方主要国家开展有建设性交往，美国的“去中国化”，就是与机遇“脱钩”，与发展“脱钩”，违背历史发展规律和世界发展趋势，在某种意义上是站到历史必然性的对立面。把中国视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是冷战思维的延续。建立在意识形态判断基础之上的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对华策略的调整，“严重削弱了中美战略互信，破坏了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扭转了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摩擦与动荡，使两国走向对抗与冲突的风险显著上升”(15)。

第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张的荒谬的“二元对立”政治哲学将加剧“博弈”。美国对华恶意构陷、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污名化，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叫嚣中国想要再度愚弄世界，以类似手段设定对手以启动国内的危机教育，假设“敌对”势力的强大，为自身强化军事斗争、思想斗争提供支撑，是美国确保世界霸主地位的首选技巧。苏联偶现撼动其霸权苗头时就遭遇冷战扼杀，35年前日本半导体技术崛起、竞争力上升时也惨遭美国强势打压，美国人通过树敌而自我暗示的心理构建原则是：“只要能在心理上跟另一批人为敌，我们自己就会加强凝聚力，从敌我对比之中得到满足。”(16)主张政治上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非赢即输的零和博弈、非猎人就是猎物、非友即敌的对抗，“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一判断一向被西方政治家和外交官视为圭臬，并成为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人类必须重新思考这个判断对不对。这个主张留下的问题在于：国家面对利益选择时，有没有正义的原则，有没有道义的底线？美国“退群”、英国“脱欧”其实就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典型代表，也是丛林法则的运用。在“永恒的利益”背后，必须有一条指引人类走向未来的规则，这个规则必须超越利益，而具有道义制高点的特性，否则迎接人类的必将是灾难。中国主张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破除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敌友定律”，重新建构一个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定律”。

第三，破除霸权，祛除崇美心理、恐美心理，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做好应对“脱钩”的准备。中美关系即便走向对抗的极端化，作为代表正义一方的中国也不会任凭欺凌而不敢亮剑，我们必须始终以正义立场有理有节应对美国对中国的打压。资本主义衰退是必然趋势，其固有矛盾难以调和是最终内爆的根源，这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也是我们制度自信的来源。认清“纸老虎”的本质，处理好战略藐视与战术重视的关系，剔除恐美心理，外加核武器平衡的存在，双方会保留管控分歧的底线。“中美之间博弈不是世界第一、第二的博弈，而是正义与非正义的博弈，是前进和后退的博弈，是开放与封闭的博弈，是经济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的博弈。”(17)

“世界经济的大海”不应该“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国与国之间不能重新筑起围墙。但竞争对手已经出招，如果我们不还手，将损失更大，在外贸上、技术上也应做好应对美国“去中国化”的“脱钩”准备。中国不愿意把中美贸易摩擦上升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但我们也必须充分认识到无法剥离中美贸易摩擦意识形态斗争的属性。这种与意识形态捆绑的摩擦具有长期性、尖锐性和复杂性，我们要“坚定战略定力，树立长期作战思想，下定决心准备打持久战”(18)。中国已经“不能寄希望于继续在美国主导的体系内实现经济崛起，需要具备与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脱钩’的底线思维和必要准备”(19)，以应对来自美国的意识形态挑战、经济挑战、政治挑战和军事挑战。决不能让中国对中美关系稳定向好的愿望，变成美国对中国反复勒索和抬价的筹码，也要警惕美国利用中国稳定发展中美关系的迫切愿望，极限施压逼迫中国在核心利益上妥协。虽然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相比，中国在“软实力”“锐实力”“话语权”“议题设置权”等方面还处于被动态势，但今日的中国毕竟不是当年冷战下的苏联，我们要有敢打敢胜的信心和决心。

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的态势

国际形势正发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变量就是“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时代潮流的淘洗之下，世界力量对比呈现“东升西降”态势。

第一，“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中国全民“抗疫”与美国人民上街“抗议”形成鲜明对比，加速世界经济中心向东转移。在世界大变局中，我国成为推动“东升西降”趋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主要力量(20)。正如2017年8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今天的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全面向前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面临难得机遇，具备坚实基础，拥有无比信心。”(21)在西方统治的400年里，西方国家“靠巧取豪夺、强权占领、殖民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完成了对世界的瓜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都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22)，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英美等主要国家轮流坐庄。随着世界经济中心进一步向东亚转移，西方舆论把这种转移称为制度性权力变迁，并强调这次转移与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权力交接不同，可能是资本主义美国与社会主义中国的权力交接，这为美国打压中国提前埋下意识形态渲染的伏笔，但“东升西降”历史趋势不可逆转。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偶发因素，在应对这一非传统安全威胁时，中国与美国抗疫效果具有天壤之别。2020年12月1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累计确诊病例逼近130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26万例，占全球感染人数的20％，每25个美国人就有1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人数是中国感染人数的近4倍，这是资本主义原因还是国家治理原因？世界需要一个答案，因为“面对严重危机，人类又一次站在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坚持科学理性还是制造政治分歧？加强团结合作还是寻求脱钩孤立？推进多边协调还是奉行单边主义？迫切需要各个国家作出回答”(23)。美国将疫情政治化、污名化，昏招不断，中国始终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作用，积极参与抗疫国际合作，第一时间与世界分享抗疫经验，既实现了本国抗疫胜利的战略成果，也积极参与对外医疗援助。抗疫立场不同，效果就不同，其影响也不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0年中国的GDP有望从2019年占美国GDP的64％跃升为70％，用一年时间赶超6个百分点，这势必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东移的重要原因。

第二，“社升资降”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参照系，社会主义不断彰显优势，资本主义逐步呈现颓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展现的强大优势，既是人类制度演进的历史必然性的证明，也昭示着未来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必然趋势。两种制度存在根本性矛盾、不可弥补的裂缝，当前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特别是站在真理和道义制高点一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示出来的硬实力、塑造力、引领力与发展潜力正在表征出于我有利的明显优势，具有制度转型意义的“大变局”正在发生。尽管目前世界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主导之下，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命力依然没有耗尽，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4)资本主义诸多现实困境与发展苗头显示，最终毁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定是资本的贪婪与资本家的血腥，这是其固有矛盾决定的，所以我们更要站在“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必然”的立场上看待“两个决不会”，才能理解“两个彻底决裂”作为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过渡阶段的必要性：“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5)工人阶级的未来只有靠工人阶级去争取，进步的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在新时代需要通过更多的国际团结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彰显了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引起资本主义列强的忌惮和围攻”(26)，西方企图遏制“社升资降”的势头，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准备。

第三，中国必须统筹好“两个大局”，争取在大变局中掌控更多确定性与主动权。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何处发展，具有很多不确定性，这些不确定性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诸多方面都有表现，事关旗帜方向、思想制度、国际认同、文化领导权的争夺等诸多范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同步交织，中国必须在变局中顺应大势、赢得主动、把握未来，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四个自信”，走好自己的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我们必须清醒看到，前进道路从来不会是一片坦途，必然会面对各种重大挑战、重大风险、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7)西方国家为了从意识形态上遏制中国，准备了很多说辞：中国是“全球化最大赢家”、中国占了西方的便宜、是美国制造了中国的强大、中国发展成就挑战西方“民主和繁荣”、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美国的《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美国国防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针报告甚至称：“从长远来看，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可能以不同形式影响美国的经济与安全。”(28)事实上，中国发展“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29)，是世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稳定器。中国的崛起确实是对美国霸权体系的有力肢解，提升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政治经济分量，有利于多极化世界的形成，有利于引导国际秩序走向更加公平公正，有利于形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向好的发展态势。面对非难和变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30)。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要充分估计国际格局发展演变的复杂性、世界经济调整的曲折性、国际矛盾和斗争的尖锐性、国际秩序之争的长期性、我国周边环境中的不确定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极化向前推进的态势不会改变、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会改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不会改变、国际体系变革方向不会改变、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不会改变。

五、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凸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集体主义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比较优势

截至2020年12月1日，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经济阶段性停摆，全球6388万人感染，累计死亡病例逼近150万。新冠肺炎疫情将深刻改变人类历史，催化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亚集体主义意识强的国家在抗疫中普遍表现较好，而崇尚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西方国家的抗疫效果普遍较差。在意识形态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造就制度性差异的重要变量，中国抗疫的战略成果再次证明集体主义的价值，中国卓越的抗疫效果提升了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第一，“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31)，疫情困扰下的西方社会必然会反思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狭隘性。“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和自我”的个人主义，这套盛行于西方的价值体系和人性理论，是对西方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行为总的态度、倾向和信念(32)。他们强调个人本身就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他人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面对重大传染性病毒时，依然固执强调个人本位、个人平等、个人自由、个人隐私、个人竞争、个人自立、个人成就与个人享乐。自由是病毒的最佳携带者，不服从保持社交距离的自由愿望恰恰是病毒传播的福音。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警示我们，人类发展的利益高于个别国家的利益，国家整体利益高于个体的利益，列宁早就指出西方所推崇的那种“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33)的信条是极端自私的，强调要在群众中倡导“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生活常规。中国以集体主义原则调整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保了抗疫的成效。我们强调的集体主义是追求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在不伤害个人正当利益前提下，保证集体利益的优先地位，追求促进个人和集体不断发展、完善的价值目标。“集体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是从无产阶级的劳动和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把公摆在前头，个人摆在后头，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34)，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是人类的道德尺度和政治标准。西方的个人主义本质上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自然进化论的简单社会化。这种基于生物特性而推导出来的个人主义，实质上只是温和的利己主义的另一个表达而已。

第二，西方抗疫的低效甚至失效，根源在于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组成的国家是松散的虚幻的集体，这种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制度无法保证所谓的“个人自由”。自由主义捍卫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又极化自由主义。马克思早在1866年10月9日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就尖锐地指出，陶醉于蒲鲁东主义的人们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35)，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在忍受着最可耻的资产阶级的专制制度。享受着肤浅的自由的个人，一旦遭遇新冠肺炎这样的疫情，对他们所钟爱的制度共同体应该会有全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剥削阶级组建的集体是虚幻的集体，在资本至上的国度、寡头操纵的时代，被感染者与救治机会自然就有肤色之别、贫富之异，“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是失灵的，这是由资本的本质决定的，因为资本注重利润而非民众的生命”(36)。“事实上，任何可能的救援都取决于整个群体。虽然‘团结一致’的意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并没有完全消失，但它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并且常常被激进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压倒。”(37)中国与西方国家最明显的差异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原则，发动人民群众，调动一切力量投入抗疫斗争。在中国抗疫战场上，有“国有战、召必回、战必胜”的深情请战，有“备战有我、冲锋有我、胜利有我”的庄重宣誓，有“不负所托、不计报酬、无论生死”的前线请命，这些都是集体主义的最好诠释，也是对西方“虚幻的集体”的否证，因为“真实的集体”会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中国成功抗疫的雄厚底气，共和国不断成长的坚实根基。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建立在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之，他们以二元对立的思维看待“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甚至将“集体主义”误解为“专制压迫”“反抗自由”。

第三，批判个人主义、弘扬集体主义是我们最终实现解放和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途径。个人主义是私有制的商品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表现形式，集体主义则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顺着历史必然性往前推进的，虽有不确定性，可能有力量对比的反复变换、此消彼长的短暂逆向运动，但走向真正共同体的大趋势没有变。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集体主义是走向“真实的集体”关键一步，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只能使人们离开社会的利益去追求个人利益，追求个人享乐和向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制度”(38)。个人主义泛滥极易造成贫富分化、权贵揽政、人际冷漠、社会撕裂、肤色政治、国际对抗的恶果。当前人们对于秉承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弘扬集体主义的价值导向似乎有弱化的趋势，学术界很少关注、讨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受个人权利和私有观念意识的影响，很多人不愿意去触碰这个研究议题。而西方又不断用民主、自由、人权和个人主义等核心意识形态主张，来腐蚀我们的人民、党员和干部，在西方意识形态的精神围猎中，容易引起思想软化、理想信念钙质脆化，这种现象必须引起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将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转变成针对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全球性争端。”(39)自由人权本质是私有财产权，资本主义是少数资本家的暴政，连要不要戴口罩防疫都被上升到社会认同问题、政治自由的高度。特朗普不负责任的“甩锅论”无非就是为本国抗疫无能找借口，转移国内矛盾，博取选票的筹码，即便是美国因疫致死人数超过26万，特朗普依旧云淡风轻地认为美国抗疫是成功的。正如傅立叶所言，“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40)。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式的“个人主义”，是注重权利而忽略责任的现代个人主义的翻版。当抗疫物资紧缺时，他不做抗疫物资的“搬运工”；当各州需要总统的帮助时，他说他不会对各州负责。这样的总统和这样的治理体系，根本无法保证生命健康这一最基本的人权，又何谈自由。我们必须永远牢记，“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41)。在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中，不仅不会遮蔽个人价值，还会为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真正的自由搭建更广阔舞台。抗疫斗争的“公共性”再次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倡导“公”字在前的正当性，资本主义国家强调“私”字当道的错误性。只有破私立公、走向集体主义，才能走出“大难到来各自飞”的困境。

意识形态斗争必将随着时代发展、力量对比、技术变革而呈现出新的特点。当前的世界秩序是在西方世界主导下确立的，是从国别史跨入世界史历程的第一个世界性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具有鲜明的西方文明底色。伴随着东亚崛起，东方文明进入全球治理视野，“白人优越论”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受到挑战。正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所说，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这其中的进攻与防守、颠覆与反颠覆、渗透与反渗透、封锁与反封锁、冲突与互鉴、演变与反演变、争夺与反争夺的较量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不管西方如何叫嚣“中共政府是21世纪美国及全世界最大的威胁”，但“东升西降”“社升资降”的势头不会改变，我们要用好这个“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来谋划未来。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摇摇欲坠，“如果危机达到失控的程度，那么部分统治阶级就会转向法西斯主义并将战争作为缓解危机的手段”(42)，我们要以居安思危的政治清醒、勇于斗争的思想意识，保持战略定力、战略自信与战略耐心，“认清国家安全形势，维护国家安全，要立足国际秩序大变局来把握规律，立足防范风险的大前提来统筹，立足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大背景来谋划”(43)。人类需要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提升联合国作用、健全世界贸易组织功能、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正性、确保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威、制约国内法凌驾国际法的行为，尽最大努力减少变局的不确定性。

注释：

①习近平：《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1月9日。

②何成：《全面认识和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光明日报》2020年1月3日。

③参见贾庆国：《单边主义还是多边主义？》，《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8期；袁征：《美国为何偏爱单边主义》，《人民论坛》2017年第35期。

④王玉主、蒋芳菲：《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单边主义及其影响》，《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4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7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页。

⑦[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王枚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9页。

⑨[英]佩里?安德森：《后现代性的起源》，紫辰、合章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8页。

(11)习近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5月16日。

(12)参见郭树勇、丁伟航：《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内涵与治理逻辑》，《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

(13)参见余东晖：《蓬佩奥在尼克松故居宣告对华接触政策失败》，http://www.crntt.com/doc/1058/3/3/0/105833067.html?coluid=93&docid=1058330。

(14)[意]弗朗西斯科?马林乔：《社会主义制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性——来自中国的启示及对西方的反思》，李凯旋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15)吴心伯：《特朗普政府重构中美关系的抱负与局限》，《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2期。

(16)转引自[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17)陈文玲：《对当前中美经贸关系走势的分析与研判》，《学术前沿》2019年第13期。

(18)石云霞：《中美贸易战的意识形态考量》，《思想教育研究》2018年第7期。

(19)高程：《中美竞争与“一带一路”阶段属性和目标》，《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

(20)参见姜辉：《加强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经验的研究》，《经济日报》2020年7月14日。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15页。

(2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0日。

(2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6/07/c_1126083364.htm。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2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3页。

(26)金民卿：《增强意识形态安全意识的时代依据和对策思考》，《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

(2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8月2日。

(28)转引自王缉思、仵胜奇：《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知差异及中国对美政策》，《当代世界》2014年第10期。

(2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页。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77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

(32)参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3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第406页。

(33)《列宁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34)《周恩来文化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54、455-456页。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

(36)辛向阳：《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下的三点思考》，《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4期。

(37)[美]维克多?沃里斯：《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显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劣势》，禚明亮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38)罗国杰：《坚持集体主义还是“提倡个人主义”？》，《求是》1996年第14期。

(39)[意]弗朗西斯科·马林乔：《社会主义制度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有效性——来自中国的启示及对西方的反思》，李凯旋译，《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5期。

(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6页。

(4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42)转自轩传树、于明：《国外左翼对共产国际的纪念与反思》，《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3期。

(4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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